矗立在大山深處的后坪革命烈士紀念碑并不雄偉，但在翠柏掩映的陵園里，青石豎成的碑身卻透著肅穆和莊嚴，仿佛英雄的身軀，傲然挺立，讓每一位拜謁者都抬高了仰望的目光。
烈士陵園就坐落在鄉政府旁邊的一座小土岡上，占地面積不足1000平方米，四周壘著圍墻，條石的縫隙間長滿了綠色的植物。沒有門樓，沿著下面的公路踏上幾級石階，就可以直接進入陵園。石階兩邊的欄桿用當地一種堅硬的青石做成，每一個圖案都精雕細刻，顯示了修建者內心對先烈們的敬仰與懷念。園內干凈整潔，雜草盡除，一棵棵碗口粗的紫柏樹靜靜地守護著英雄的亡靈。
歷史是一座暗隱的山頭，紀念碑以傲然不朽的風骨，挺立在時間長河里，成為記憶返程的路標。十年前，我還是這小鎮上的一名教師，作為英烈的追思者和景仰者，多少次，我曾站在碑體下，默默地誦讀那些帶著歷史體溫的文字，我的目光在紀念碑的頂端變得溫和而飽滿。在平展的石板上面，點、橫、撇、捺、豎、直、彎、勾，英雄名字的每一筆每一畫，都被一錘一錘莊重地鐫刻在記憶深處，閃爍著永久的光芒。那些簡潔而又深刻的文字，一次又一次將我的思緒帶進硝煙彌漫的戰爭歲月，帶進血與火的歷史天空。激烈的槍炮聲，在過去了大半個世紀后，依然那么清脆，那么激烈。那些帶著硝煙傳奇的故事，仿佛就發生在昨天，抑或前天……
我知道，我腳下站著的那片土地，是被烈士鮮血和紅軍足跡浸染的紅色山河，那里的每一塊石頭，每一棵樹木，都清晰記得，1934年走過的那支腳穿草鞋、衣綴補丁、頭戴紅星的隊伍，因為饑餓和疲勞，他們病體虛弱，眼窩深陷，但雙眼卻蓄滿了對神圣信念的堅定了望，他們高高舉著鮮艷的紅旗，迎風飄揚。老人們至今都記得，一位口銜煙斗的大胡子將軍，是這支隊伍的最高指揮官，他后來成了共和國的元帥。大胡子將軍帶著隊伍沿烏江逆流而上，在沿河自治縣一個名叫土地灣的地方建立了貴州高原第一個紅色革命根據地——黔東特區革命根據地，將革命的火種撒遍了沿河的每一個角落。后來，他們和另一支舉著紅旗的隊伍匯合，沿著北上的道路，去追求他們心中圣潔的革命理想。
十六年后，這支隊伍帶著勝利的微笑回來了。他們帶著偉人“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命令，大踏步地從硝煙已逝的中原戰場趕到大西南的溝壑山嶺。依稀是那些熟悉的身影，依舊是那些謙和的面孔，只是他們的臉上不再泛著菜青色，他們目光炯炯，精神飽滿，斗志昂揚，燦爛的笑容花朵一般漾開在青春的臉上。他們為著建設一個嶄新政權而興高采烈，從而放松了對密林里冷槍暗箭的警惕。于是，一場悲劇就讓他們中間的一部分成為了永久的疼痛和紀念。那是1950年7月9日的上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十二軍三十六師的一支偵察小分隊頂著晨曦，從駐地金竹沙田趕往后坪，準備利用趕場天進行剿匪宣傳。歷史的嚴肅和真實性并不會允許人們去對六十年前的一個早晨作憑空的揣度，但是我想，六十年前的那個早晨，他們一定是帶著滿腔的熱情和無比的快樂，走在那條彎曲盤旋的山道上，野花帶著醇香開滿林間，鳥兒在樹枝間快樂地啁啾，他們的心里也裝著這樣一個充滿希望和詩意的早晨。
槍聲是在猝然間響起的，以致他們還來不及扳動槍機，陰謀就在一個名叫代池壩的山坳口得逞。霎時，戰士們的鮮血就將山坳上的土地染成殷紅。
多年之后，當我站在烈士紀念碑前，讀著碑上那些冰涼的記述，默誦著那一個個倒下的戰士名字的時候，我無法為自己哀慟的心緒找到平靜的理由。我只能用孱弱的文字記下他們的英名：徐榮生、徐清均、張志明、陳光賢、卜安田、劉敬之、蔣忠洪、方其明、王延多。
青山處處埋忠骨。來自大江南北的烈士們將身體永遠留在了他們為之灑下熱血的土地，他們的忠魂被石頭高舉著，舉過歷史的天空，成為一道永恒的風景。
只有七米高的后坪革命烈士紀念碑，我不知道是不是最矮的紀念碑。但我相信，所有挺立在中國土地上的紀念碑其實都是一樣高的，它們的高度就是人民仰望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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