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8-12-22 作者:袁鷹 來源:文匯報
“筆會”近日連續刊登兩篇談挽聯的文章,讓對此有興趣的讀者有空谷足音的欣喜。報刊書籍介紹名勝古跡的文字中,常常引用有關詩詞和對聯,坊間也見過不止一種“對聯大觀”一類的書籍,卻很少見過專門寫挽聯的文章。對聯,在中國傳統的文化形式中幾乎是舉世獨一無二的,而作為對聯一大門類的挽聯,比之氣勢非凡的殿堂廟宇楹聯,比之于山水名勝的風景聯,比之于應酬交際的頌聯壽聯,比之于個人書齋內抒情言志的小聯,比之于隨處可見的春聯門聯,更加易寫難工,不亞于詩詞。如顧土先生文中所說,它所需作者具備的才華是多方面的,“需要才情,知識,也需要個性十足,有文化個性的挽聯才是真文化,真水平。”但是挽聯如今傳承得最少,它存在的水土也漸漸流失和泯滅,使人感喟而又無奈。
1936年lO月,魯迅先生逝世,追悼會上懸掛了許多挽聯,后來曾經收輯在一本紀念集中,現在僅記得兩副。一副是蔡元培的:“著作最嚴謹,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尤沉痛,莫做空頭文學家。”元培先生在魯迅許多遺言中只取“莫做空頭文學家”一句,極有見地,含意深遠。另一副是徐懋庸的“敵乎友乎,余唯自問。/知公罪我,公已無言。”魯迅在逝世前不久發表《答徐懋庸關于抗日統一戰線》長文,使徐懋庸在當時文化界和后輩讀者中似乎成為了一個反對魯迅的形象。其實他一直是崇敬魯迅并且師承魯迅的雜文家,他的第一本雜文集《打雜集》,就是魯迅作序介紹出版的。魯迅贊許他:“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頭文學家,而你每年至少譯一本書,而且文章寫得不少。”這副挽聯短短十六個字,卻在深沉的哀思中蘊含了萬語千言。
1946年1月,上海各界在玉佛寺古剎舉行公祭大會,悼念上年“一二·一”國民黨反動當局制造的昆明血案中死難的于再烈士。玉佛寺大殿外廣場上挽聯如林,表現了正義人士對反動派專制殘暴的憤恨。柳亞子先生挽聯是:“九龍池迥,篾子坡平,更為滇都增痛史。/魯迅湖澄,錢塘江闊,忍從歇浦奠英魂。”亞子先生完全用傳統手法作聯,九龍池篾子坡均是昆明地名,魯迅湖即西湖,四十年代郭沫若等著名文化人建議將西湖改名為魯迅湖,于再是杭州人,故用此典。而圣約翰大學送的“你可聽得同胞的哭喊嗎,死難的朋友?/我已看見民主的曙光了,繼起的人們。”唐弢、柯靈兩位作家送的:“居然殺了你,于先生,于先生,在這般時代,有如此國家。/切莫放過它,劊子手,劊子手,既不許自由,講什么民主!”還有不少同這兩副類似完全不同于傳統形式的挽聯,都強烈地表達了真摯的感情。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爭民主反專制的浪潮中,有的挽聯必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文辭華美、對仗工整都在其次。記得1947年著名翻譯家耿濟之先生在中國政府駐蘇聯赤塔總領事任上病逝,葉圣陶和開明書店編輯室幾位先生共獻一副挽聯,交我在上!堵摵贤韴蟆犯笨断κ啊钒l表。挽聯由圣陶先生執筆:“居東北外交之選,誰柄國鈞,竟使長才沉下吏。/通中蘇文化之鄉,人傳信譯,永將大筆曜千秋。”在沉痛中指責反動政府對優秀人才的埋沒,使人倍增憤慨。
可惜的是,能打動人心、長久留下印象的好挽聯如今真是很少見到了。多年來,我參加過許多文化大師的遺體告別儀式,在一簇簇花圈叢中也都懸掛著不少挽聯,多數是空泛的頌詞,有的列舉逝者業績,表達生者哀思,但堪稱佳作的確實不多。顧土、馬斗全二位先生的慨嘆,我很有同感。
回憶我自己從童年時代就有幸接觸對聯。祖父是前清進士,辛亥革命后從安徽地方官任上回淮安故里,除了參與地方一些慈善事業外,就是在家研究《易經》,潛心詩文,也常寫對聯。他寫對聯時,七八歲的我先為他磨墨、鋪紙,然后站在書桌前提紙,寫完鋪在地上晾干,由他親自蓋印(這件事他不讓我做)。他寫的對聯以應酬居多,偶爾也有挽聯。1932年春天祖母病逝,值“一·二八”淞滬戰爭,供職于杭州銀行的父親因交通阻隔,繞道趕回運河畔家鄉,已是祖母棄世四天以后。祖父所作挽聯掛在靈前,我只記得上聯起句是“擇婦師孔明”,末句是“幸不負余凄苦志”,下聯末句是“恨難待子遠游歸。”起句含意是他年輕時中舉,求親者甚多,而他擇偶條件學諸葛亮以德不以貌,我的祖母淮陰唐氏,善良溫順、待人和藹、被親友贊為賢妻良母。舉喪之日,靈堂中掛滿挽聯,事后祖父對我說過,挽聯大多說好話,他并不太介意,只有一副寫得真切,那一副其實用了兩句古人詩,只在前面加個短句:“天上婺星沉。蝴蝶夢中家萬里。/人間慈母去,杜鵑枝上月三更。”上聯指父親從遠地間道奔喪,下聯切逝者去世時間,都別有韻味。 |